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在李凤眼里，他们损失的远远不止这75万元，之前黄健国把自己全副家当再外借了其亲人一部分钱，凑齐了61.5万元买“古董”，这些钱法院并没有判决对方退回。后来事情发生后，他又企图“找关系”解决事件，还被一名老朋友骗了100万元。“整件事情中，我们损失了200多万元，还没有包括律师费。”李凤仍希望通过申诉来挽回一些损失。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局之年:从“纸面”到“地面”》其次是回应机制。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专业的服务环境等。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一次性问询，避免二次伤害。再次，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也有专业人员、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