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大量出现后，法院接收的案件激增，他们将法院作为一种工具，浪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职业打假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利，很多起诉着重于能打赢和成本小、风险小，而非惩治不良商家。这就导致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问题、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而非对老百姓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

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范增玉的减刑理由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节录）法释〔2012〕21号第四百四十八条相对应：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从这份报告看，2018—2022年各省制度运行情况差异较大，而且还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2018-2022年“收不抵支”省份的个数约为13-14个。另外，基金累计结余在各省之间的差距更为显著，广东、北京等东部高积累省份基金规模继续升高，东北、西北部分省份结余耗尽风险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