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也有一些部门试图息事宁人。“女童保护”团队推广防性侵教育，在某地校园宣讲时志愿者了解到有学生被老师性侵，向有关部门反馈后，反而推广受阻。

《浙江温岭遭遇罕见冬旱:有的人家上厕所都要约一起》“那就看是否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在美国有些州更严厉，性犯罪者住到哪里，他的房子就被涂成特殊颜色，小朋友看到都要绕着走。”樊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