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起，他指使下属采取虚构工程项目的方式，伪造工程合同及验收报告，并令人冒用他人身份先后注册成立了两家“皮包”公司，专门用于虚开建筑类发票，总共套取财政和扶贫发展专项资金518万余元，其中扶贫资金90余万元。在套取资金的同时，他还以乡财政资金困难为由，13次从乡代理办违规挪用村级集体资金和村民互助资金435.2万元，其中最多一次，挪用资金高达80万元。

不过，也有人对代喝持怀疑态度，“喝出问题怎么办，谁负责？还有那些自称能喝三斤白酒的，酒量是否要通过代喝测试？”还有人认为，“找代喝就相当于花钱请陌生人喝酒，而且朋友之间出来聚聚，大家都找代喝，这样就失去了意义。”

《还有6个月，高考生该如何迎战新高考？建议来了》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