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其实，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樊星说，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大概描述事发经过，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再结合其他证据，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

《朝鲜劳动党将于明年1月初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犯罪嫌疑人之间并不熟悉,只知道其他人的网名,他们会互相通报作案对象和自己的作案进展。梁某在此案中盗得15万元,是盗窃数额最多的一人。得手后他给另一名新疆籍犯罪嫌疑人近5万元好处费,因为是后者向他提供了盗窃对象的消息。同时,梁某又把消息透露给广西籍犯罪嫌疑人,得到了1.8万元好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