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回应机制。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专业的服务环境等。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一次性问询，避免二次伤害。再次，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也有专业人员、资金保障。

杨卫泽从接受企业老板安排的饭局，到与几个老板关系密切之后开始收受小礼物，再到逢年过节收受红包，再演变成大笔金额的权钱交易，最终因此涉嫌犯罪。这是不少落马官员共同的堕落轨迹。

《专访证监会首席律师：证券集体诉讼进展如何?》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