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其实，如果仔细阅读会议新闻全文，不难发现，这个“第一位”之后的内容，还可以称得上中规中矩。关注价格和服务两个焦点问题；家庭民俗旅馆及各游乐项目要严格执行公示价格标准、杜绝私自抬高或降低物价现象；严厉打击黑旅行社、黑导游、扣房、倒房等侵害游客利益行为；增强旅游从业人员及经营业户服务意识，人性化、亲情化、规范化做好旅游服务工作等等，都切中要点。但为什么这些不能成为“第一位”呢？

《浙江:骚扰电话挤占 110总接警量超四成为无效警情》随后，花垣县纪委监察委工作人员开了一张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交给李明。“这些钱我们也不会经手，如果上缴金额不大，我们会直接开单子给当事人，让他自己拿到财政非税窗口缴纳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