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叫武清区了。写文章的人是我老家那边文化局的领导。1997年，我得奥数金牌以后，他们就去我们家了。当时也不叫采访，也不知道他们要写文章，猜想有可能只是去关注一下得奥数金牌这么一个事，然后就问我父母有多穷，谈话尽量往穷方面引导。我父母也不知道拒绝，问什么，怎么引导，就怎么说。在农村嘛，也不能怪我父母。结果就是奥数金牌挺好的一个事，就成诉苦会了。（他们写的文章）发表以后，我看了就觉得很惊讶，里面写的不是真实情况。当时写我家写得苦大仇深，非常穷。我老家也就是普通的农村家庭，父母确实也挺不容易的，但跟别的农村家庭比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困难。我小的时候也觉得挺快乐的，不是他写的很悲情的那种感觉。九几年的时候，天津的农村，不会是那个样子。我家其实是在天津和北京的中间，离北京更近一点，出了通州区就是了。

对于投资东北，张志祥应当有着深刻记忆。在中国国企改革的最艰难一页——通钢事件中，他是核心当事人。

《故宫博物院深耕的年轻人:上屋顶、下库房、修文物》据我后来了解，张有德先生于2006年6月至8月期间曾数次致电我父母要求采访，都被我父母拒绝。但张在电话中也了解到关于我的少量信息（例如我在国外等）。除此之外，张有德没有从任何我的其他亲友处取关于我的信息。而我父母不可能对张有德先生说文章中那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所以可以肯定，文章为张有德先生根据从我父母的电话中获取的少量信息杜撰而成。而张文从撰写到发表，不仅我毫不知情，我父母也毫不知情。因此，中国民航报社这样的声明我是绝不可能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