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苏文颖称，目前中国现有的刑法罪名还不能充分打击性侵儿童行为，同时一些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量刑等与国际相比，对儿童的保护力度有待加强。而近年出现的一些利用新技术手段针对儿童的犯罪，是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进行立法完善，也值得研究。

《上海通过"养老立法":尊重习惯、弥合"数字鸿沟"》补了阮成发的缺，主政武汉市的陈一新同样很会创新工作方式。到任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增”了三个局：“招才局”、“第二信访局”、“科技成果转化局”，之所以打着引号，就是因为这三个局都是“虚拟机构”，但按照“实体运作”，也就是说，不新增编制人员，但承担相应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