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后，艾米莉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觉得环境很舒服。“香港普通的午餐消费都要约100港元，在内地同样的价格可以吃得更好，住的地方也要大很多。”

杨延丽是一位“新北京人”。她2006年来北京读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留京指标”。按照北京的限购政策，她要工作并完整纳税5年后才能有购买商品住宅的资格，获得保障性住房就更是奢望。

《北京30日新增2例确诊详情 顺义一村庄升为中风险》。宏观层面，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否则，员工、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剩下的选择要么“忍”，要么“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