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人士认为，是否公开需综合各因素考虑，一些地方探索有其价值，但需探索完善，比如何种程度的公开。而登记和职业禁入制度则很有必要，确保性侵者远离易于接触儿童的职业。

毕业工作六七年后，郑若骅决定去考大律师执照。“早上在工地工作，满身都是泥，晚上就去上课；放假的时候别人去旅游，我还在学校上课。”她花了3年念完法律本科，又花了1年考到大律师专业资格。1987年，郑若骅成为香港一名大律师。“当时我什么人脉都没有，家人担心这样怎么混饭吃呢？”幸好郑若骅初生牛犊不怕虎，认真准备每一个案子，不断完善逻辑、做模拟训练。“最初都是输的，因为赢的案子不会冒险找年轻人，但我一定要输得漂亮，这样才会得到对方律师和客户的欣赏，将来反而可能引荐你。”

《台湾突破"闷经济"了吗?民进党当局"不能说的秘密"》其次是回应机制。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专业的服务环境等。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一次性问询，避免二次伤害。再次，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也有专业人员、资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