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对这项“神服务”的好奇，韩国记者还在中国特地体验了一番。据《中央日报》报道，4日晚，韩国记者办公室所在的北京市中心建国门一带，记者尝试使用了该软件。建国门这附近还不算娱乐区域，但在半径400米以内地图上跳出10名代喝人的位置。记者在点击其中一名代喝人后立即弹出他的自我介绍——“奥运会金牌级喝酒选手”，“酒量是白酒两瓶、啤酒一箱”。

皮艺军对《财经》记者说，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宏观有关，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起到积极作用，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性侵儿童报案难、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

《国家卫健委：两节期间严防出现聚集性疫情》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的小说《双城记》。如果把法国大革命前夜形势危急的巴黎和伦敦对应为美中的两座城市，那么硅谷就是已经完成革命的伦敦，深圳则是等待革命的巴黎。虽然在数字革命的进程上存在差距，但这种关系正在对两座城市彼此产生着深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