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2013年，两高等部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下称“意见”）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介绍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但他表示该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探讨。

《互联网存款产品是否合规？监管部门回应来了！》浙江近年意识到儿童保护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组织未成年人检察官参加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培训和考试，樊星因此同时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