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樊星说，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大概描述事发经过，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再结合其他证据，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

“富哥总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在同事眼中，凌国富说话办事雷厉风行，透着“军人特有的气质”。作为事件当事人，药店收银员孔丹花至今心有余悸：“歹徒拿刀指着我的时候，我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孔丹花回忆，凌国富冲出药店的那一刻，自己曾试图阻止他，但或许是被他的一往无前感染，她战胜了内心的恐惧，并四处寻求救援。

《最全攻略|北京明年1月1日起可"扫码"就医结算》李莹所在的中心，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在朋友鼓励下报警，并向我们求助，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但她又放弃了”。她认为，不少儿童不敢、不愿说出来，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传统观念、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受害者不止一位，“但她们有很多担心，不敢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