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武汉成立了治庸办，并且开通“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举报官员“庸、懒、散”现象，热线电话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同月，治庸办与媒体组成暗访组，暗访武汉8个局14家职能部门，共发现了不良工作作风现象29起，如上网玩游戏、迟到早退、擅离职守、串岗闲聊等等，并予以公开通报。此外，政知道还发现，当时除了武汉市治庸办，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同样各自设立治庸办。

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中方:中国抗疫成就是对隐瞒疫情谬论最好回答》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