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尔看了罗伯逊的文章表示，此文在收入计算的技术问题上还算OK，但却完全忽视了以名义形式计算的贸易和投资额。

《“江姐”战友、“红岩老人”孙重去世 享年95岁》“你会发现对性侵儿童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什么孩子沉默不敢说，我们鼓励孩子、家长报警，但目前环境下，谁也预料不到报警后伤害会更大还是小。”同样接受不少倾诉和求助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