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小军说，该制度建设要明确主责机构，设专门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工作模式则跨专业、跨领域、跨部门。“一般来讲，这个专门专业的儿童保护服务机构，应设置在民政部门，国家给予充分授权，明确责任目标，给予资金支持。”

李莹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孩子开始不能识别性侵，等时间一长更缺乏证据。“等意识到后向我们求助，但因为证据问题，我们即便知道事情可能是真的，也没办法帮助她。”

《上海：医卫人员发现传染危害新型病例可直接报告》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