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评论最后指出，民进党全面执政后，时力做为绿营侧翼角色已弱化，又不能好好专精着墨民生等各项议题。罢昌事件后，看到民心的转向，更该好好思考自身定位。但没想到时力只会大乱斗，这样的结果不会是民众愿意看到的，最终也只是自讨没趣。

《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在地铁大兴机场线试点应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保护官员苏文颖对《财经》记者说，在儿童保护领域，“公认的一点是，目前的数据低估了性侵儿童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