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保护人权规范公权 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发布》政知见(ID：bqzhengzhiju)注意到，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回归常委班子的“戎装常委”，“60后”居多，“50后”的有西藏军区司令员许勇(1959年4月)，北京卫戍区政委姜勇(1956年6月)，辽宁省军区政委王边疆(195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