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目前看来，经过一年的工作，武汉市评议机制已初步建立，对处室和基层站所的评议已经有所实现。政知君梳理发现，实际上“评议机关”这一做法似乎正是起源于江浙。资料显示，2001年南京市开启“万人评议机关”活动。另外，温州市也同样连续几年进行类似评议活动并公布“十个不满意单位”。2013-2015年，温州市的“一把手”正是陈一新。因此也可以说，正是陈一新把评议机制从温州带到了武汉。

《李克强同阿尔及利亚总理杰拉德通电话》“资本市场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刘士余指出，通过法治的手段实现市场透明、规范和有序，需要稽查执法净化市场环境，塑造市场生态。